小中华思想是一种由中华思想派生而来的，指中华文化圈中政治制度与语言不同于汉族的民族或国家，自认也是中华的意识:59，朝鲜半岛:59、越南:120、日本:109,111-112等古代东亚各国接受中华文化过程中的副产品:111。朝鲜半岛接受华夏文明甚早。朝鲜王朝《宣祖实录》称：“我国自箕子受封之后，历代皆视为内服，汉时置四郡，唐增置扶余郡。至于大明，以八道郡县，皆隶于辽东，衣冠文物，一从华制，委国王御宝以治事”。朝鲜王朝徐居正作《东国通鉴》，称“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高丽仁宗曾下诏，要求国民“景行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不过，朝鲜少有僭称中华者，而以“小中华”自居。朝鲜王朝《成宗实录》称：“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17世纪，满族的清王朝代替汉民族的明王朝取得了中原支配地位，朝鲜的儒者们认为满族没有正统性来继承中华文明，中原的中华文明随着明朝一起灭亡了（参照中国中心主义）。“中华文明之最优等生的朝鲜理当为正统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朝鲜应当去完成中华的作用”是这种思想在朝鲜的开端。朝鲜王朝认为朝鲜是东方的礼仪之邦、君子之国、隐士王国，中华文化的承继与发扬者。在非正式场合下有时依然使用明崇祯年号，称清帝为“虏王”到19世纪朝鲜对清廷仍采取事大政策，但甲午战争后受日本控制断绝与中国间的宗藩关系，直到1910年被日本并吞。1945年二战结束，韩国恢复独立后则开始注重本土化、同时也积极西化及现代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没落。朝鲜则对事大主义进行了否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延安派亦遭到清洗。1428年越南脱离明代中国统治以后，越南君主对内与对外采取了不同的称呼：其对内称“皇帝”，对中国则自称“国王”。在东南亚一带，越南则以中国、中夏自居，称他国为夷狄。如黎圣宗1470年亲征占城，诏曰：“自古夷狄为患中国”；1479年征哀牢（老挝），诏曰：“朕丕绳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同时1479年在老挝川圹高原盆蛮一带置镇宁府）。满洲族的清朝统治中国后，越南阮朝认为自己亦继承了中华文明，有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明的责任。但越南直到1885年被法国侵占，一直为清朝的藩属国。“越南”这一国号亦为清嘉庆帝所定。到了19世纪，安南阮世祖复国，驱逐欧洲白人，自称“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治”、“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阮朝统治时期，文化发展蓬勃，当时士大夫自诩为中国文化的继承者，认为越南是“华”非“夷”。如李文馥在其著作《闽行诗话‧夷辨》里描述越南文化状况：“以言乎治法，则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统，则本之六经四书。家孔孟而户程朱，其学也；源左国而流班马，其文也；诗赋则昭明文选，而以李杜为依归；字画则周礼六书，而以锺王为楷式。宾贤取士，汉唐之科目也；博带峩冠，宋明之衣服也。推而举之，其大也如是，而谓之夷，则吾不知其何如为华也？”在1945年越南脱离法国殖民统治后，越南弃用汉字。越南开始注重本土化、同时也积极现代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没落。日本很早就存在小中华思想。大和国以东海中国自居，对日本群岛上尚未统治地区族群称为夷。奈良时代藤原广嗣上表日本天皇称：“北狄虾夷，西戎隼（隼人）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此类将日本自称为中国、华夏，如“通中国于是始矣”、“华夏载伫”，“新罗不事中国”等等，不胜枚举。日本在弘安之役后，鼓吹自己是神国，不时批评中国不再是华夏。日本一方面承认存在于中国的华夷天下的秩序之中，而在日本领土范围内也存在小范围的华夷秩序。汉朝、宋朝和明朝时候的倭王都明确受到过中国的册封。德川光圀认为满洲族的清王朝征服中原以后，自古以来没有被异民族支配过的日本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有资格的继承者。这种思想也被水户学（阳明学）所继承。由水户学哺育的尊王思想（尊王攘夷）产生了明治以后的国体思想以及皇国史观思想。明清交替后，日本认为中国发生华夷变态；山鹿素行亦在《中朝事实》中认为日本才配称“中朝”、“中华”、“中国”，而称中国为“外朝”。山鹿认为“外朝”多次受夷狄占领而失去文明，而且自古以来多次因为叛逆篡弑而改朝换代，不像“中朝”有延续二百万年不易的皇统。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下令国史局总裁，称：“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一度在日本兴起，一方面不愿认清朝为中华而称为“支那”，一方面以“中国”自居者日渐减少。日本主流注重西化及现代化，中国文化逐渐被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