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晋（？－1643年），字明初，明朝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明朝官员。

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进督河道，泰昌时（1620年）迁兵部左侍郎。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今辽宁北镇）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下狱。张鹤鸣以病为由辞职归家。熹宗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但解经邦力辞重任，结果被熹宗“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据《明史》记载，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蓟辽总督王象乾建议王在晋：“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在晋则以“抚虏（收买蒙古）、堵隘（再修一座关城）”作为守山海关的方略，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朝廷发帑金20万两。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恢复国土到宁远，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六月十五日，孙承宗前往山海关，考察了实际地理，听取了各方意见，确定王在晋策略不可行，并同王在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在晋坚持己见，终不悔悟。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天启五年，在晋任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就改兵部。崇祯元年（1628年），召为刑部尚书，不久，又迁兵部。因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乡，卒于乡。著有《三朝辽事实录》。

这段对话是后世用以对王在晋作评价的主要根据。不过《明史》与《三朝辽事实录》记载的情况大有不同。

孙承宗诘问王在晋，等八里铺重城修好了，是否把现在的四万人都填进去守？

王在晋答，要另外派四万。

孙承宗问，旧城外为新城，旧城外的品坑地雷为敌人设，还是为自己设？新城如守不住，四万新兵怎么办？

王经略回答说，他在山上留了三座山寨给溃军。

孙承宗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不是教他们溃败吗？

孙承宗说：“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

之后王在晋无言以对，谈话就此结束。（在晋无以难）

《三朝》记载了孙承宗的奏折。 由孙承宗的奏章原文可知，此次讨论孙、王二人谁都没有提及“四万新军”来守卫重城的事情，孙承宗没有问这样的问题，王在晋也没有那样的回答。

孙承宗在看过重城的布署以后向王在晋询问，新旧两城在八里之内，而旧城外又有城防壕沟和设施，如果重城的士卒发生溃散，那一不小心就会陷于自家的品坑地雷与坑壕之中，新旧两城之间，南面是水，北面是山，溃卒无路可逃，如果都拥于旧城之下，那到底是开门放他进来，还是不开门听任他们在外？

王在晋告诉孙承宗，山上有三座山寨，若有逃溃可以奔向那里，而旧城也有三道关口可以进入。

孙承宗问兵法乃是置之死地而生，为什么要为他们提供逃跑的便利？

王经略回答，这几万边兵都是老兵，特别擅长逃跑（边兵善走），虽可杀死逃兵，但大批士兵逃跑时，亦无济于事。所以我用“两城”的设置，既是依仗城池而稳定军心，又可借此来消减边兵溃散的念头。其言下之意，一，品坑地雷和壕沟既是为敌而设，又是为逃散士卒而备的，以代替截杀逃兵的督战队；二，新城实为死地，王在晋一旦下令不开关放溃兵进入，重城里的守军只有“死守城池”和“退守山寨”两个选择，而山寨不过是摆设（若城池不能固守，山寨亦不能守住）。所以，重城里的士兵要想活命就只能倾力死战。

之后，孙承宗无言以对，谈话就此结束。（臣遂无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