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经常饱受天灾、旱灾、水灾、瘟疫袭扰。邓拓（邓云特）编著的《中国救荒史》中介绍：“中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商汤十八年（前1766年）至纪元后1937年止，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6个月强便有灾荒一次。”其中，旱灾共1074次，平均约每3年4个月便有1次。袁林在《西北灾荒史》中统计出隋至民国（581—1949年）期间陕西发生旱灾652次，甘宁青地区有601次。李约瑟统计，在过去的2100多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次大水灾和1300多次大旱灾。陈达在《人口问题》中统计，自汉初到1936年的2142年间，水灾年份达1031年，旱灾年份达1060年。旱灾（drought）其实即是缺乏水，农产品因此而枯萎，导致饥荒。干旱大部分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水灾则多在江南地区。

商朝建国不久便发生罕见旱灾，旱情持续长达数年之久。《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篇》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

成汤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前1766－1760年间），曾有连续七年的大旱，《汉书·食货志》载：“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管子·轻重篇》亦载：“汤七年旱，民有无子者。”管仲还认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

《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文丁五年，洹水一日三绝”。

《淮南子·俶真训》载：“殷纣时，峣山崩，三川涸。”《国语·周语》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诗经》有“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以及“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的描述。《诗经·大雅·云汉》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临。”《集传》：“言后稷欲救此旱灾而不能胜也。”

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853年），连续六年大旱。

周幽王二年（前780年），史载“三川竭，岐山崩”，三川即泾河、渭河、洛河。当时的哲人伯阳父认为：“山崩川竭，亡之征也。”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

《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

《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前汉书·武帝本纪》载，（前114年），“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王莽建平四年（前3年）发生大旱灾。《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时，“连年久旱，亡有平岁，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

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

《后汉书·杨终传》载杨终上疏：“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

太安四年十二月，文成帝下诏说：“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

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

太和十二年，“是岁，两雍及豫州旱饥。明年，州镇十五大馑。”

南朝宋大明年间有旱灾。沈约在《史臣曰》说，“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吴越，是岁大旱，斗米五千，人多饥死。”

正光二年八月，“今春夏阳旱，谷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崔光上表：“秋末久旱，尘壤委深，风霾一起，红埃四塞。……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弊。”

大业八年（612年）大旱，“时发四海兵，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

大业十三年（617年）大旱，“时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冬旱，至是（六月）雨 ”。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元和三年（808年），元稹曾任监察御史，负责赈灾，他写有《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一旱犹可忍，其旱亦已频。”。

《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

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平江主簿王梦雷在湖南大旱饥荒，写下一首《勘灾诗》，“散吏驰驱踏旱丘，沙尘泥土掩双眸。山中树木减颜色，涧畔泉源绝细流。处处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无收。下官虽有忧民泪，一担难肩万姓忧。”。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江浙郡国，秋旱。

开禧三年（1207年）夏秋，久旱，大蝗。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

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

洪武三十年（1397年），“郁林州旱，庄稼失收，次年乃饥。”

《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

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陕西连年大旱。

《烈皇小识》：“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

《鹿樵纪闻》说：“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

崇祯四年，“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

崇祯十年，“是夏，两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东、河南蝗，民大饥”。

崇祯十二年，“六月，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

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河南内黄县苏王尉村发现的《荒年志》碑记崇祯十三年时“斗麦价钱六百文，斗米价七百文，斗豆价四百文”。

崇祯十四年，“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

有专家统计明朝旱灾次数一共有174次。当时旱灾之总数各世纪之冠。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乾隆二十年（1755年），“绍兴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价斗三百钱，丐殍载道。”

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十三个省受旱，“草根树皮，搜拾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光绪元年至四年间发生丁戊奇荒，尤以光绪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为重，“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无收，赤地千里，大饥，人相食。”又山西境内“无处不旱”，“河东两熟之地，灾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是年8月1日，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折曰：晋省报灾州已有57处，饥民200余万，后来“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据12月10日奏报统计，全省被旱10分（颗粒无收）者16个州县；被旱9分者13个县；被旱8分者30个县；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还有9个县。

1920年华北大旱灾，陕西、河南、山东、直隶、京兆大旱，数十万流民逃荒至东北。民国成立至抗战前的二十六年之间，至少有十五年的时间发生水、旱等灾荒。

《河南省志》记载1942年：“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河南《巩县县志》也记载：“民国三十一年，大旱，几近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

1942年河南爆发重大旱灾，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这一年总共造成了360万老百姓饿死。

至今中国依旧是旱灾频发，几乎是无年不荒，缺水成为中国全国境内最迫切的问题。2006年内蒙古苏尼特草原持续旱灾，受灾草场面积23186.7平方公里。2006年5月中旬以来，重庆市遭遇大旱灾。2009春，干旱波及中国12个省份，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达到特旱。2010年初，云南、贵州为中心的五个省份已达到特旱。2019年，中国多地出现严重干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