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中的恐惧》（Fears in Solitude）是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于1798年4月所作的一首对话诗，写于法国威胁要入侵英国之时。尽管柯勒律治反对英国政府，这首诗还是站在英国人民的一边，以爱国情怀捍卫自己的祖国。这首诗还强调了保护家庭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简单生活的愿望。 对这首诗的批评褒贬不一，一些评论家认为它“危言耸听”、反对英国。

柯勒律治是一位雅各宾派激进分子，法国大革命的早期支持者。他认为大革命会为欧洲和英国带来急需的政治变革。然而，法国政府在革命开始后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们对其它国家的入侵，使他对革命的事业失去信心。尽管柯勒律治反对当时由小威廉·皮特首相领导的英国政府，但是当法国威胁要入侵英国时，他仍然支持英国和国防。当时，许多英国人坚信法国会入侵爱尔兰王国，因为当时爱尔兰正在经历叛乱。

1798年4月左右，英国国内出现了对法国入侵的恐惧情绪，许多人开始购置武器。4月，柯勒律治先是前往位于 Ottery 的童年住所，随后又去拜访威廉·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华兹华斯。在这段时间里，柯勒律治写下了《孤独中的恐惧：写于1798年4月的入侵警报中》。 《孤独中的恐惧》首次发表在一本小册子中，其中包括《午夜时分的霜冻》（Frost at Midnight）和《法国：一首颂歌》（France: An Ode） 。这首诗也收录于其它各种诗集中，共刊印七次。这首诗后来的版本之一（由丹尼尔 · 斯图尔特（Daniel Stuart）刊印）删除了直接攻击皮特和英国政府的诗句。这一变化反映了柯勒律治自身不断变化的政治观点，从激进渐趋保守。

这首诗以 Quantock 的全景开头，之后开始讨论政治观点：

这首诗继续指出，最好的生活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有些人与自然共同生活：

然而，一些英国人就像瘟疫一样，将他们的不良行为传播到其它国家：

尽管他抨击英国政治家的腐败，但还是支持英国：

在这首诗的结尾，柯勒律治赞美了自己位于 Nether Stowey 的家和大自然：

这首诗中的政治内容强调了英国政治中存在的问题，表达了柯勒律治认为保守派人士是好战分子、政府内部存在腐败的观点。尽管他有这种感觉，但他仍然忠诚于祖国，希望英国人民安全生活，不管他们有怎样的问题。他的另一首诗《法国：一首颂歌》也讨论了同样的主题，诗中描述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尤其是在法国入侵瑞士的时候。

这首诗的结构是环形的，诗歌的开头和结尾都是柯勒律治居住的 Stowey 山谷景色。起初的宁静家园与柯勒律治在《离开退休之地的反思》（Reflections on Having Left a Place of Retirement）中所写的“隐居山谷”（Valley of Seclusion）十分相似。“隐居山谷”十分宁静，可以让人过上舒适的生活。之后，柯勒律治表达了自己的自然观。这些观点在《风琴》（The Eolian Harp）中也有所体现，说明了柯勒律治所受普罗提诺的影响。这首诗还包括了柯勒律治的天人统一观点，以及对入侵的恐惧，因为它会破坏这种统一。 为了保护这种统一，柯勒律治需要保护他的家庭和他居住的山谷，以及其他英国人。 另外，诗歌也强调简单的生活。这首诗以返回山谷作结，这代表了柯勒律治回到自己的家庭中。

这首诗中的哥特元素将其与柯勒律治的许多其它作品联系在一起，包括《古舟子咏》、《黑衣女士的歌谣》（Ballad of the Dark Ladie）、《法国：一首颂歌》、《午夜时分的霜冻》、《夜莺》（Ballad of the Dark Ladie）、《三座坟墓》（Three Graves）和《该隐的漫游》（Wanderings of Cain）。

柯勒律治的朋友，罗伯特·骚塞和伊迪丝·骚塞寄来的信中说，这首诗十分“美丽”。 当时，有四篇评论文章都谈到了最初收录《孤独中的恐惧》的小册子。 《批判评论》（The Critical Review）认为，这首诗表是在危言耸听。《英国评论家》（British Critic）认为，柯勒律治是反英国的。 《访问者月刊》（Monthly Visitor）12月发表的一篇评论强调了从129行开始到结束的“美丽线条”。 另一篇发表于1799年1月《每月镜报》（Monthly Mirror）的评论则称：“也许，这篇《恐惧》中作者作为一个英国人的感受并不很体面，它对国家性格也无多少赞美。”

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阿格农·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在1875年版《克里斯塔贝尔》（Christabel）的序言中写道：

1889年9月，爱德华·道登（Edward Dowden）在《双周刊评论》(Fortlytly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作为诗人的柯勒律治》（Coleridge as a Poet）的文章。其中写道：“柯勒律治仍然抨击英格兰的罪恶，抗议人们对国家错误行为疯狂的偶像崇拜……但在诗篇的结尾，他抒发了一个真正英格兰之子的爱国之心，以高尚的言语解释了自己的爱国热情是如何在家庭情感中奠定的。”

20世纪，弗吉尼亚·拉德利（Virginia Radley）指出，“对这首诗最严重的指控是，这首诗不符合柯勒律治通常认为的诗歌。事实上，这首诗是这个群体中唯一一首可能想要写成诗、但实际不是诗的作品……就像《法国》一样，这首诗也缺乏‘心’。”乔治·沃森（George Watson ）认为，这首诗“说明了柯勒律治的新成就是多么的不稳定。 对于，只有通过伸展慈善，才能被看作是一首对话诗。它厚颜无耻地又退回到了原来那种过分激动的风格，显然是作于法国战争期间、出于爱国而对英国公众舆论之堕落产生的白热化愤怒之中。而且，只有通过展现慈悲宽容，这首诗才能被看作一首对话诗。”

之后，杰弗里·雅罗特（Geoffrey Yarlott）认为，“尽管这首诗中体现的思想和情感良莠不一（因此，它也成为了主要“奇迹年”诗歌中不很高明的一首之一），（《孤独中的恐惧》）体现了柯勒律治在尽力融合说教与诗意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则认为，《孤独中的恐惧》是“（柯勒律治的）对话诗中最难的一首”。 对霍姆斯来说，诗歌结尾“在一幅塞缪尔·帕尔默式的图景唤起了具有魔力的田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