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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
2020-04-02 07:28:04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旧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商来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着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徽州府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明代成化、弘治时确立“运司纳银开中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尤以扬州、仪真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几乎从事所有商品的买卖,以贩盐、金融,以及竹木、陶瓷、铁器、五谷、茶叶、木棉、丝绸、饮食等等,有时一人而兼营数种商业,或兼营客商、坐贾、牙行。盐商和米商往往二为一体,如两淮盐商运盐入湖广,回程时则载湖广米运到长江下游贩卖。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徽州人外出,多四处经商,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徽商大都“待人接物,诚实不欺”,海宁商人沈方宪,“贸易硖石市,皆服其不欺”。徽商亦不乏饱学之士,或科举出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又有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明《神宗实录》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这显然是徽州人身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致,“功课以儒业,宾名师以训之。”。这种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即徽商本身所具备的素质,无疑是一种优势,它使徽商在经营活动中更胜一筹,是徽商兴起和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州商人还设立“族学”,为宗族子弟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有时亦惠及乡民子弟,所谓“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朱熹、戴震、胡适等著名学者都是徽商之后,“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

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速发展。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将开中法(纳粮开中)变为折色法(直接用白银换盐引),当时晋商多在北疆纳粮换盐引,因此受到打击,再也无法控制盐引,这时徽商挟其在两淮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沪邑濒海,五方贸易. 所趋,宣歙人尤多。”。徽商足迹已遍及松江、吴淞、嘉定和浦东了。嘉庆道光以后,徽商渐走向衰微,落后于广东、浙江两地新兴的财阀。

徽商的经营,通常结合宗族和乡党。家监或掌计多由同族人出任,同乡或其他人则称为客或门下客,奴隶则叫世仆或伴当。掌计即是经理,代主人营运资金,每事汇报。门下客各自在不同地方经营,世仆亦可当店长,脱离主人的直接监视,自主经营。徽州盐商推举其中一人为“盐䇲祭酒”,担当调解人,并得官府的认可和任命,与盐运使共同拟定盐业政策,官府则通过祭酒来统辖盐商,使征税工作顺利进行。徽商因赋役繁重,一般不愿投资土地,但如果可以得到官府的免税减税,则亦会购买田地。客商往来乡村,习惯在春初贷款给农民生活,秋收时以收获实物本利归还,利息一般是每月约一成七分。清代两淮,徽商不仅是运商,还是场商,经营盐场。

明清商人往往协助宗族和同乡进入仕途,而徽商对宗族乡党情谊尤其浓厚,多处保护,扶掖徽商的利益。徽州人往往重视从商,反而不热衷为士大夫。明州徽州府中,商人和士大夫之比是3:1。商人致富之后,可为子孙弃贾为儒奠定经济基础。家中如有人成为士大夫,则更有利营商。经商成功的徽商资助宗族乡党应考科举,成为其义务之一。徽商往往通过捐纳,使自己成为官员。他们往往不会履任,即使就任,都是武官。他们取得官位,目的在于豁免税役和享受特权。明代捐纳之路未广,获得的官职都是小官。清代自康熙、朝隆以来,捐纳之风大盛,商人借此获得实权,甚至居于高位。两淮盐商亦与淮安、扬州二府出身的官僚互相结托,淮扬官员由于贿赂,亦致钜富。盐䇲祭酒在清代称为“总商”,官员借助总商连结其他商人,在军需、赈灾、河工等事情上,要求盐商捐输,把盐商资金吸纳到国库。

汪道昆形容徽商是“贾而好儒”,兼具喜爱藏书,程晋芳、鲍士恭、马裕、汪启淑皆兴建藏书楼,所以徽商有了“儒商”之称。中国称“儒商”,实际上始于徽商,可以说是徽商创造了儒商,并形成了儒商精神,并融入传统文化之中,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又如休宁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章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又如黄锜“虽商而博涉左传史家言”,“货鹾淮扬间。国家边计倚鹾政,而两淮尤擅利权。商与官为市,当任者非桑孔心计无恨,则龌龊琐碎朝令夕易,顾歹卑诸商,诸商亦罕能伸眉吐气,与论曲直损益。”。又有程良锡“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张舜征曾言:“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

徽州望族汪姓如汪应庚、汪廷璋多在两淮从事盐业。歙县江姓乡绅江春更领导两淮盐业近五十年,自乾隆中叶后,两淮盐业几为徽商所垄断。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由于晋商无人能在朝廷担任要职,自然无法“左右”朝廷政策。徽商则是积极交结朝中高官政要,官商合一,以垄断市场。

徽商之中,最著名的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出身寒门,历经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乱世岁月。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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