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33年的苏联大饥荒（俄语：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32—1933 годах）发生在苏联的几大产粮区，其中包括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南乌拉尔山脉和西西伯利亚，特别是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饥荒被称为“Голодомор”（Holodomor），意为“饥饿毁灭”。

不同于1921年发生在苏俄的饥荒（英语：Russian famine of 1921），有关这场饥荒的信息一直被苏联当局控制，直到实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这场政治和经济改革在1990年代初引发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政府的农业强制集体化政策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导致饥荒的主要原因，因其在农村地区引起了混乱。这包括破坏富农的财产、害怕被没收而贩卖或杀死马匹，以及农民以拒绝耕种来抵制。当局指责富农在集体农庄煽动反抗，并谴责他们的破坏活动。当局错误的期望产量因农业集体化而增长，因为输出农产品的计划是基于工业化的探索的。

其他人指出这场饥荒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灾害的结果，其他人反而仍然提出这是过于简单的说法或解释，而且答案在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中央政府坚信粮食减少是农民藏匿他们的粮食造成的，即使地方当局一再请求减少他们的定额。结果，当地的积极分子带头搜寻藏匿的粮食，这导致了用于来年耕种的种子粮被收走以及农民用来供养家庭的存粮缺失。

对于住在乡村地区的人，大多在唯一能找到任何食物的集体农庄，但是农民被禁止吃他们自己种的粮食。“关于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法令”——被农民称作麦穗法（英语：Law of Spikelets）——于1932年8月7日指定。根据法令，政治警察和党的干部被允许从农民家里无限量的没收粮食。因此拿走食物，即使是少量腐烂的谷物或者作物，都被判作盗窃“社会主义财产”。

农民面临死亡或者逃往城市，在那里食物可以从称作现金交易店（英语：torgsin）的国营的硬通货商店里用货币、黄金、白银或者其他贵重物品买到。例如，哈尔科夫的两家现金交易店从1932年1到2月收了价值294,000卢布的374公斤黄金。1932年1月乌克兰有8座城市有现金交易店，1932年5月是26座城市，1932年秋36座城市共有50家。在1933年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现金交易店的总数达到263家。

由于饥饿造成了移民潮，即使当局通过要求在加盟共和国之间来往出示证件，并禁止乘火车旅行来回应。

苏联当局于1932年12月27日推行内部护照（身份证）以应付农民从农村大规模出逃。个人没有这类证件不能离开住处，否则处以行政处罚，如关进古拉格（苏联劳改营）。农村人无权取得身份证，而且因此不能未经批准离开他们的村庄。发行证件的权力取决于集体农庄的领导，而且身份证由集体农庄的管理机构保管。这一措施一直实行到1974年。

证件的缺失不能完全阻止农民离开农村，但只有少数逃离到城市的人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不能找到工作或者购买或乞讨到面包，农民们死在哈尔科夫、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波尔塔瓦、文尼察和其他乌克兰主要城市的街头。

官方拒绝承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因此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议论都被定成“反苏宣传”的罪行，直到1990–1991年苏联解体。1937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被保密，因为结果显示由于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减少。

政府用造假措施反对西方记者；许多苏联的记者现在被指责故意隐瞒事实，被称为“有用的白痴（英语：useful idiot）”。最声名狼藉的否认大饥荒的人是《纽约时报》记者沃特·杜兰蒂（英语：Walter Duranty），他的报道忽略了这场饥荒及死亡人数。与之类似的是法国总理爱德华·赫里欧，他在苏联的期间游历了乌克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