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山涛、阮籍、刘伶、嵇康、向秀、阮咸、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阮籍、刘伶、嵇康、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阮籍、刘伶、嵇康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山涛、王戎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治所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县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陈寅恪认为，“竹林七贤”的活动地方实际上并没有产“竹林”，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出自《论语》中“作者七人”的事数，有标榜之义。“竹林”之辞，源于西晋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竹林七贤”。

王晓毅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从汉晋时期佛经中“竹林”这一译名的出现频率质疑了陈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说，并结合史料实地考察发现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确实种植有“竹林”，之后又从时间和地点上论证了竹林七贤聚会的可能性，从而认为传统说法对于“竹林七贤”一名由来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岑逸飞认为，如果分五等，嵇康属优，隐遁招致杀身之祸，作《管蔡论》为管蔡翻案，认为管蔡之反是疑虑周公篡权，影射司马氏篡魏，锺会指他“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下不为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被诛时有3,000名太学生请以他为师；阮籍属良，状甚潇洒，却能虚与委蛇，闻悉步兵厨人精于酿酒，为饮酒而当步兵校尉，未可厚非，境界及不上稽康；山涛、向秀属常，虽有学问，但山涛位至三公，向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稽康后与山涛绝交，并非无因；阮咸、刘伶属可，阮放浪形骸，刘为酒徒，皆乏善可陈；王戎属劣，神童小时了了，大时坏透，全靠献媚取容，苟全于世，且贪财聚敛，不知休止。

台湾高雄市有七贤路以纪念之。

竹林七贤，狩野探信绘

竹林七贤，日本江户时代狩野派作品

颐和园长廊彩绘

深蓝色缎面刺绣，约1860-18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