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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语
2020-06-12 17:18:37

哥特语是一种由哥特人所使用的,已灭亡的日耳曼语族语言。它的内容主要是从一个4世纪圣经翻译版本的6世纪抄本,也就是所谓的“银色圣经抄本”(Codex Argenteus)里头得知的,哥特语也是唯一拥有相当数量语料的东日耳曼语言。其他的语言,包括勃艮地语和汪达尔语等,仅能从历史纪录里所遗留的姓名来得知其内容。

作为日耳曼语言,哥特语当然也是印欧语系的语言之一。它是有着存在证据的日耳曼语言当中最早的一种,但哥特语没有现代的后裔存活下来。最早的哥特语文献可追溯到四世纪的时候。在六世纪中期时,这个语言处于逐渐衰微的状态,在某些程度上,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哥特人在军事上败于法兰克人的手中、哥特人在意大利半岛的被消灭、大规模地对主要使用拉丁语的天主教教会的皈依,以及地理上的孤立等。这个语言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最晚一直存活到八世纪左右,而法兰克人作家瓦拉福里德‧史特拉伯(Walafrid Strabo)写到说哥特语在九世纪早期时,在下多瑙河地区和克里米亚的孤立山区依旧被使用着(另见克里米亚哥特语)。另外,在九世纪后出现于一些手稿里的一些近似哥特语词汇的用词可能不是同一个语言的。

早期的语料证据的存在,使得它成为比较语言学里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注:在本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哥特语单字,都会用罗马字母转写来表示。

目前只有找到少数留存下来的哥特语文件,这些资料不足以完全重见哥特语。

有些乌尔菲拉主教的圣经的其他部分的发现尚未被证实,海因莱希‧梅依(Heinrich May)在1968年宣称他在英格兰找到了十二页的(重复书写的)羊皮纸,其中包括了马太福音的一部分。但这个宣称从未被证实。

哥特语版本的圣经只有片段留存下来。这个圣经的翻译似乎是由巴尔干地区、与希腊基督教文化有密切接触的人所完成。在伊比利半岛的西哥特人社群,哥特语圣经似乎直到公元700年左右都还有在使用。且此圣经亦可能一度使用于意大利、巴尔干和现今的乌克兰等地。在消灭阿里乌斯教派的活动下,许多哥特语的文件,其上的字可能被清除,纸张并用作重复书写的纸、或者被收藏起来、或被焚毁了。在圣经文献以外,唯一已知存留下来、且是唯一原文就以哥特语写的长篇哥特语文件,是所谓的斯克林(Skeireins),这书是约翰福音的几页注解。

在大约公元800年后,就只有很少的关于哥特语的参考资料存在,因此它很可能在那时候已经很少用了。

应当要注意到的是,在被估计是中古世纪写成,并且提到哥特人这个词的文件里,哥特这个词可指任何住在东欧的日耳曼人(如瓦良格人英语:Varangians),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当然不会使用已知在哥特语圣经里所使用的语言。有些作家甚至于会将使用斯拉夫语言的民族给叫作哥特人。

克里米亚哥特语和乌尔菲拉主教所使用的哥特语之间的关系甚至于是更为不明朗的,虽然一些字,如ada(意即“蛋”),暗示著两个语言有着共同的祖先,而对哥特单字语mena(意即“月”),和克里米亚哥特语单字mine等的比较,则清楚地表明了克里米亚哥特语是东日耳曼语言之一,但十六世纪所留下的少数片段却表明了其与哥特语圣经里的语言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

一般而言,哥特语意指乌尔菲拉主教所用的语言,但有很多证据却来自六世纪,也就是乌尔菲拉主教死后的一段时间。上面哥特语文献的列表并不是完整的,更广泛的列表可在Wulfila计划的页面当中见到。

乌尔菲拉的哥特语,包括所谓的“斯克林”和其他不同的手稿皆以看起来像是乌尔菲拉自己发明以用来进行翻译的文字所写成。一些学者(像布劳恩(Braune))认为,哥特文字只有希腊字母这个单一的来源,但其他学者认为一些哥特文字字母来自于卢恩字母或拉丁字母。

哥特文字和黑体字(又名哥特体)没有什么关联,黑体字被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被用做书写罗马字母的字体之一,并且在之后演变成之后用以书写德语的尖角体活字。

乌尔菲拉主教的哥特语的发音或多或少是可以确定出来的,主要借由比较发音重建法来进行构拟,因为乌尔菲拉主教尝试尽可能地在其翻译上遵循着希腊语原文的内容。我们已知乌尔菲拉使用着和现在希腊语相同的书写习惯,由于那个时代的希腊语有着大量的文献,因此从这些翻译文献中我们可以重构出大量哥特语的发音。另外,非希腊语的名字在乌尔菲拉翻译的圣经与在希腊语圣经的转写法也可提供非常多的资讯。

一般而言,哥特语的子音都是尾辅音清音化的。哥特语有着大量由格里姆定律和韦尔纳定律(Verner's law)演化而来的的擦音(虽然这些擦音当中有很多可能本来是通音,但要分辨两者是困难的)以及大量日耳曼语言的特征。哥特语有着还没变成/r/,但已R化的/z/,这在日耳曼语言当中是不寻常的。另外,在母音间哥特语经常将两个子音给重复写的这表明了哥特语的子音可能有长短之分或重复,像atta(,意指“父亲”)、kunnan(,意指“知道”,对应于荷兰语kennen、德语kennen(知道)和瑞典语的kunna)等字一般。

哥特语有三个鼻音,其中一个是另外两个的同位异音,只算是它们的互补分布而已。就像许多语言一样,哥特语的鼻音的发音部位和它们后面的那个子音相同(发音同化)。因此,像这一类的子音丛是不可能存在的。

哥特语的重读系统可借由格里姆定律和韦尔纳定律等音韵上的比较来重建。不同于原印欧语的音高重音,哥特语使用(类似现代英语的)重音系统来进行重读。这点是由在非重读音节里,长母音这两个母音缩短,而短母音则消失这两点得知的。

就如同其他的日耳曼语言一般,本来印欧语里面可自由移位的重音,被固定在单独的字第一个音节里了。(像例如在现代英语里面,几乎所有重读不在第一音节里的字都是从其他语言借来的。)当单字产生屈折变化时,重音不会移位。在多数的合成词当中,重音的位置取决于其第二成分:

举例:(与现代日耳曼语言的单字进行比较)

哥特语保存着大量不一定在现代日耳曼语言里出现的古代印欧语的特征,尤其是印欧语言丰富的名词变化系统。哥特语有主格、宾格、属格和与格,并且还有着有时同于主格,有时同于宾格的呼格的痕迹。印欧语的性别系统,包括现代德语和冰岛语中(以及就部分而言存在于荷兰语、丹麦语、挪威语和瑞典语语当中,与用于阳性和阴性名词的通性相对应的中性)存在的中性亦存在着。哥特语名词和形容词另外依据单数和众数两个数的其中之一进行屈折。

日耳曼语言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名词分成“弱变化”和“强变化”两类。这个分别在哥特语当中特别地重要。一个词只能从属其中的一类,而其所从属的类以其词根的结尾决定。一些形容词可依其意思套用强变化屈折或弱变化屈折。一个使用着特定意义且和指示性 一个被用于特殊意义或被和直证冠词(如sa、þata或so等指示代词用作定冠词时)一起使用的形容词,使用弱变化屈折;而使用不定冠词的形容词,则使用强变化屈折。

这个方法也在如德语和瑞典语等语言可见,它们的形容词不仅跟随着性与数做变化,也跟着确定形式与不确定形式做变化,如下所示:

在哥特语,描述性的形容词(以及以-ist与-ost结尾的最高级形容词)与过去分词可以使用任一种屈折,而部分的代词只使用弱变化屈折,如sama(相同的)、unƕeila(“不变地”,来自“时间”的词根ƕeila,对应于英语的while)等部分形容词、形容词比较级以及现在分词等。其他的像áins(“一些”),只用强变化屈折。

下面的这张表表明了blind(“瞎的”)这个形容词如何地随弱变化名词(本例举guma,“男人”)和强变化名词(本例举dags,“日子”)进行屈折:

这张表当然不是详尽的(哥特语存有次要屈折,尤其是对于强中性名词和不规则名词的次要屈折,它们在此不予讲述),关于哥特语详尽的结尾的种类,如下所示。

哥特语的形容词和动词用同样种类的变化,形容词并且跟着动词的变化相当地紧密。

哥特语继承了印欧语系语言完整的代名词集合:人称代词(包括与三个身各别相对应的返身代名词)、所有格代名词、简单和合成的指示代词、关系代名词、疑问代词与不定代词等。每一个都有着特定的屈折模式(部分地反映著名词的屈折变化),就如其他印欧语系语言一般。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双数在哥特语里的保存,双数就是指“两个人”或两个物体,在有双数的状况下,众数仅仅用于指称多于两个的事物。因此,“我们两个”和“我们”分别以wit和weis表明。原始印欧语(及其他保存双数的印欧语)在所有牵涉到语法数的地方使用双数(如古典希腊语和梵语),而哥特语不寻常的地方在于它只在人称代词中保存了双数的使用(古英语和古诺斯语等部分日耳曼语言亦然)。

单一的指示代词sa(中性形式:þata,阴性形式:so,它们分别来自印欧语言词根*so、*seh2和*tod;与希腊语的冠词ὁ、τό、ἡ等,以及拉丁语的istud同源)可用作冠词,“定冠词 + 弱变化形容词 + 名词”的结构形式是可接受的。

疑问代词以ƕ-开头,此音源自于原始印欧语在所有疑问代词里都会出现的的*kw。它和英语疑问词开头的wh-是同源的,而这个开头,在某些方言中,和哥特语一样,发作。在许多其他印欧语系的语言当中的疑问代词的起头音都有相同的语源,如德语的w-(发音)、瑞典语的v-、拉丁语的 qu-(在现代罗曼语族语言当中依旧存在)、希腊语的τ或π,以及梵语的k-等,其他印欧语系语言亦有此现象存在。

大部分的哥特语动词遵循着印欧语的"thematic"的变化,因为它于字根和屈折后缀间,插入一个来自重建后的原印欧语的母音*e或*o。这个用法也出现于希腊语和拉丁语当中:

其他的动词词形变化,又名"athematic",在这些字里面,后缀直接加在词根上,它在哥特语里面,就像在希腊语以及拉丁语里面一般,只存在于一些无作用的痕迹形式当中。此类动词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关联结构(英语所谓的Be动词),它在希腊语、拉丁语、梵语以及其他印欧语里面都是athematic的。

哥特语的动词就如其名词与形容词一般,分为强动词和弱动词两种。弱变化动词以在过去式里添加后缀-da或-ta,而过去分词则以加后缀-þ或-t表示为其特征。强变化动词的过去式以母音变化,但不加后缀展现。这两种方法在现今的日耳曼语言当中依旧可见:

动词屈折在哥特语当中有两个态(主动态和中间态)、三个数(单数、双数(不出现在第三人称里)、众数)、两个体(进行体与完成体(来自较古老的完成体))、三个式(直陈式、虚拟式(来自较古老的希望语气)与命令式),另外还有三种名词形式:现在不定式、现在分词与过去被动式。不是所有的人称和时态屈折类各自有所有的语气和体的表示表示,有些变化以助动词形式表示。

哥特语有着所谓的“过去─现代时”,其为被转意为现代时的古印欧语完成时。来自原印欧语*woid-h2e(意为“看”的完成式)的哥特语单字wáit,正好和梵语的同源字véda与希腊语的同源字ϝοἶδα相对应。在语源上这些字都当意味着“我已看见了”(完成时),但它们却意味着“我看见”(过去─现代时)。拉丁语的nōuī(意即“我知到了”(过去时)和“我知道”(现在时))也循着此规则。在其他的字当中,像áihan(意即“持有”)与kunnan(意即“知晓”)等也是所谓的“过去─现代时”动词。

在许多地方,除了(非常不足以证明的)早期诺斯语言的如尼碑文外,哥特语比起其他的日耳曼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与原始日耳曼语比较接近,这使得它在重建原日耳曼语的方面是具有无上的价值的。事实上,人们倾向以哥特语作为重构原始日耳曼语的基础。重构后的原始日耳曼语只在有着可清楚确认的、来自其他日耳曼语言分支的证据显示哥特语的形式是后来发展时,其内容才会和哥特语所提供的资讯有所相左。

哥特语并未显现出在后来出现的日耳曼语所共同享有的一些特征。最明显地,哥特语没有形态上的变音,如哥特语的fotus,其众数形式为fotjus,此与英语的foot与feet、德语的Fuß与Füße、丹麦语的fod与fødder、瑞典语的fot与fötter等形成对比。这些形式有着因为i变音(i-umlaut)而产生的特征变化/o:/ > /ø:/ (> Eng. /i:/, Germ. /y:/),哥特语没有如此的变化。

原日耳曼语的*z在哥特语依旧是z,或者已无声化为s。在西日耳曼语和北日耳曼语,*z变成了r,如哥特语的drus(意即“落下”),对应到古英语的dryre即一例。

哥特语保留了来自印欧语言,但在其他日耳曼语言当中未出现,而如古英语单字hātte(意即“被称作”)一般,只被保留作痕迹的,形态学上的被动式。

哥特语有着大量借由重叠而变成过去时的动词,另一个继承自印欧语的古老特征。虽然这个痕迹在日耳曼语言当中存在,但这个现象在其他语言中,很大部分地被较后来的音变与 analogy 遮掩。以下一个词的不定式将和其相对应的第三人称直陈过去式做比较:

在6世纪写成的约丹尼斯(Jordanes)将哥特语的起源归结于斯堪的纳维亚,哥特语和古诺斯语(Old Norse language)在语言学上当然也有些相似处,这些相似处使得它们和西日耳曼语言有所区别。认为古诺斯语和哥特语有着共同的、和西日耳曼语言不同的祖语的假说被称为“哥特─诺斯语假说”。

北日耳曼语和东日耳曼语共有的一些主要的特征包括了以下几点:

然而,第一点是具争议性的(见霍兹曼定律一文),而第二点和第四点是比照法上的共有遗留,因此也不足以做为证据。另外,其他的等语线使学者认为可划出一条线,划分东部和西北日耳曼语言。不论如何,必须要知道的是,任意两个拥有共同特征的日耳曼语言不一定拥有一个特定的、排除第三者的祖语,因为早期日耳曼语言彼此间,有可能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在事实上全是属于一个方言连续体的方言,同时在不同日耳曼语之间的语言接触是广泛的。

就算哥特─诺斯语或西北日耳曼语不一定为真,对原始日耳曼语到古诺斯语的演变的理解,哥特语依旧有其重要性。像例如古诺斯语的nafn(意即“名字”)这个字的-n结尾,在哥特语单字namo的属格众数namne可见。有时哥特语对最早的如尼石碑的字词形式的理解也有所帮助,如在挪威的诺尔德胡格罗(Nordhuglo)找到的字gudija(见gothi一条),对此字哥特语的同源字gudja(意即“神职人员”)可做为其形意等的考证。

古哥得兰语(Old Gutnish(英语:Old Gutnish))和哥特语有着许多不见于其他古诺斯语方言的相似处,如在高短母音里不具有a变音(a-umlaut) (如fulk这个字与古冰岛语的folk的对比)、在r前面u到o的低音化(如bort)、以“羔羊(lamb)”的字来指代“绵羊”、早期日耳曼语的拉丁语借词lucerna(哥特语lukarn、古哥得兰语 lukarr)的从在,以及具争议性的一条,也就是原始日耳曼语双母音*ai和*au的存留(见上方以知)。对于此相似处,其中巧合的成分有多少,真正使两者联结到共同的祖先的成分有多少,是具争论性的。艾利亚斯‧韦森(Elias Wessén)做了很多工作以将古哥得兰语分类为哥特语的方言。如此的提案以严格的历史名词来理解的话,就是说,它提及了当时古哥得兰语的先驱与哥特语文件的关系。在古哥得兰语被在手稿纪录下来的时候,它呈现了多数使古诺斯语和哥特语有所区别的特征(单字、构词、音韵和语法上地),此可由一份关于至南欧的迁徙的文件Gutasaga(英语:Gutasaga)以古哥得兰语写成的十四世纪手稿)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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