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经济（英语：Moral economy），经济人类学概念，指传统社会中农村的经济模式，当中农民不单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受道德准则和价值观所驱使，在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的原则下，遵从“互惠性”惯例，并透过各种重新分配的制度，以确保村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批评道义经济论的学者则强调小农是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往往牺牲村社利益，村落中根本没有重新分配优惠穷人的制度，所谓“道义经济”实际上并不存在。

道义经济论具有社会学功能主义的成分，认为社会现象是由规范体系运作产生的:31，最初运用于欧洲民众运动史研究:62，由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加以发展:30。1976年詹姆斯·斯科特（英语：James C. Scott）出版《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指出小农经济行为的动机，主要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以及“主客”间的互惠关系:6。书中以水淹没颈比喻小农的贫困和孤立无援，指出其共同动机是维持生存:81、64。小农在生存线上挣扎，经常受天灾人祸折磨，其行为选择的基准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不得不设法保障“风险最小化”。从“将最大损失的可能性最小化”这一目的出发，他们选择的不是能提高平均收入的新耕作法，而是风险小的传统耕作法。同样地，与定额租佃制相比，他们更希望选择分成租佃制。为了能在万不得已时受到保护，他们甘愿与能够保护他们的强者保持隶属关系。农民表面上盲从惯例，实际上是在安全第一的原则下作慎重选择:63。

农村社会的双重道德原则，是“互惠性的规范和生存的权利”。不应将小农视为在市场上巧取豪夺的个人主义者，应超越仅以利益动机进行的经济学分析，理解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具体的社会关系和文化:65。农村社会倾向有共同的道义价值观、着重团结和旨在消除个人生存危机的共同习惯。透过共同的道义价值观和村社制度，农村社会以合作方式组织起来:30。道义经济提供集体福利、消除生存危机及确保每个村民的最低生活标准，在其主从关系中，主人有义务在荒年免租、提供短期借贷；村中公地定期在村中家庭之间重新分配；互惠模式、分摊出工和强制性施舍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财富，确保最低收入，再加上村内税收安排有利穷人，保障了穷人的生活需要:34。而小农的集体行动，基本上是防卫性和复原性的，是为了对抗威胁生计的外来压力，对抗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入侵:6，感到不公平的农民会更容易起义:33。

道义经济学者与反对者观点的分歧在于，农民主要受共同的村社价值观驱使，还是仅为自身利益:31；在风险回避和利润追求之间，何者更受农民重视:64；以及农村内的再分配机制，是否有利穷人:69。

1979年波普金（英语：Samuel L. Popkin）（Samuel L. Popkin）出版《理性的小农》，阐释19世纪中期以来越南农村的政治经济，从经验和理论上全面批判道义经济论。波普金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主要受个人利益驱使:35、31，使个人或家庭福利最大化，而不是受群体利益或道义价值观所驱使。既然小农是理性决策者，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可以应用于分析小农行为。理性的农民不惜牺牲村庄或共同体利益，来争取个人福利:35、30。他批评道义经济论中村落运作能保障全体村民生存的说法，认为此说忽略了人人都谋求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在公共事业上“搭便车”而坐享其成，不会跟村落的公共事业积极合作:65（例如水利工程、防御老虎的措施）。道义经济论高估了农村社会的团结一致及互助制度，农村社会内部并不平等，合作方案有种种困难，大大削弱了村社制度的稳定性，也难以达致生存保障:36、31。波普金指出，道德准则和价值观不能完满解释农村社会模式，准则往往被行动者操纵，让人为自私自利的要求提出传统的理由，例如穷人可以采用公认的准则“每个村民都有权生存”，要求税收应累进地分担，而富户则可将其解释为，只有孤儿寡妇可以得到赡养: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