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尔·亚诺什（匈牙利语：Kádár 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原名齐尔毛奈克·亚诺什，是一位匈牙利政治家，自1956年到1988年一直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书记，两度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他具有母父各自的斯洛伐克人和日耳曼人血统。

卡达尔生于奥匈帝国的亚得里亚海滨小镇阜姆。他的母亲是一位从农村来此当女仆的齐尔毛奈克·波尔芭拉，父亲克雷京格尔·亚诺什是一位士兵。克雷京格尔的父母轻视贫穷的波尔芭拉，便将这对情人强行拆散，并给克雷京格尔另找门当户对的亲家。波尔芭拉已经有了孩子，她让他随母姓。因为人们都不愿意要已经有了孩子的女仆，她只得将他托给他人抚养。就这样，出生不久的亚诺什便被送到一个景色美丽，但极其贫困的村子，绍莫吉州的考波伊村。考波伊村不远的一个更小的村子就住着他的生父。卡达尔因为他的生父抛弃他们母子，而对他怀恨在心，称“这既不能弥补，也不能挽救”。

少年卡达尔由一位被他称作“山多尔叔叔”的新教徒抚养，他虽然贫穷，但是十分疼爱齐尔毛奈克。齐尔毛奈克的农村生活非常艰辛，刚会走路便要帮家里干活。这些都对后来的卡达尔影响深远。6岁时卡达尔被生母接回布达佩斯，但是他依然与“山多尔叔叔”保持联络，在上学时，每到夏天他就要回到农村赚学费，并总是想方设法攒钱给“山多尔叔叔”送去，“山多尔叔叔”因此而自豪。

卡达尔母亲在布达佩斯当洗衣工人、送报人和门房助手，这些职业在当时看来都很低贱。波尔芭拉既要做繁重的工作、又要忍受房主粗暴的对待。卡达尔可以做重工，但不能受屈辱，这些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形成了他往后倔强又孤僻的性格。

卡达尔与他母亲经常有些小摩擦，这些部分源于他母亲的怪癖性格，也有一些源于他与她的长期分居，但主要源于宗教原因。“山多尔叔叔”对宗教不敏感，但波尔芭拉对宗教十分虔诚，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卡达尔相信上帝存在。尽管如此，卡达尔和母亲都深爱对方。他们一直都住在一起。当卡达尔成为国家领导人时，他不论多晚回家，母亲都会等着他，耐心等他吃夜宵。母亲不到他就寝，就不躺下（国家领导人都要工作到很晚）。

虽然家里贫穷，买书机会很少，但是卡达尔总是想方设法借书看，而且经常看到很晚，而他凌晨5点就要去工作。16岁时，卡达尔偶然获得了匈牙利语版的《反杜林论》，内文术语连篇，亚诺什也只有高小文化，但他还是被这本书所吸引，并且用了8个月的时间去专心研究它。其间无论别人如何干扰，都无法打搅他；他读了它无数遍，以至于别人都认为他有点精神失常。后来的卡达尔认为这本书让他“从那以后，我对生活的看法同过去不一样了。”

高小毕业后，卡达尔开始学习修理打字机。为了避免学徒和自己竞争，师傅并不十分认真地教学徒，只是将他们视为几个不花钱的帮工而已；卡达尔的二年学徒期间有一年半用来扫车间和搬东西；而只学了半年技术。第三年师傅就让他维修打字机。为了取得顾客信任，师傅让他自称是辅助工，但因为对师傅的粗暴对待感到不满，他不久便失业了。为维持生计，他给地毯批发商当起了货栈工。

1930年8月1日，布达佩斯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工厂主的虐待。工作中的卡达尔也参与了罢工，开始由于警方的阻拦，他未能到达游行现场。后来他在多布街街角上加入了游行回来的游行队伍。途中遇到了一名还在托运苏打水的马夫，一名游行工人上去责问他为何还在工作，而马夫用马鞭抽了那个工人，愤怒的工人便一拥而上，一场混战随即发生，亚诺什在这场混战中被打得昏了过去。最后1名工人被打死，70名示威人员受伤，几百人被捕。

获得《反杜林论》和参与工人运动都对亚诺什产生深远影响，而这两件偶然事件也是让他参与共产主义的其中两个原因。

1931年正是大萧条达到高峰的一年，众多工人失业，农民流离失所。卡达尔也失业了，他天天到职业介绍所消遣时间。当时职业介绍所并非只是职工们发牢骚的场所，也是诸多政党的宣传处。而这个环境也让他与共产主义逐渐拉近关系。9月，卡达尔遇到了一位五年未见的故交。那位故交已经成为了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并邀请正处在失业折磨中的卡达尔加入。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在一座普通住宅内，只有3个人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某支部正式接收卡达尔，并让他化名鲍尔诺。他们让亚诺什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并告诉他要做好进监狱的准备。卡达尔对此表示无所谓，他只是害怕挨他母亲的骂。

11月9日，卡达尔第一次进监狱。然而因为警方未获得任何口供，3个月后就把他放了。这时正是霍尔蒂法西斯统治时期，法西斯主义者非常痛恨共产党，并通过大屠杀、严刑拷打等来迫害共产党人。1932年，因为一名间谍打入党内任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党内不少高层领导人都遭到逮捕，很多年轻党员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卡达尔在该年2月成为区委委员，在几个月后又成为了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并自动转为匈牙利共产党党员。但是他也将一名受人尊敬，熟悉但有嫌疑的领导人打出党外，这也让后来他非常内疚。

这时候党内由于“左派幼稚病”的影响，对党员要求生活上的禁欲；卡达尔认为这将使本身就无物质享受的无产阶级离共产党而去。而“左派幼稚病”也使得共产党远离人民，发展停滞，少有人加入了。而卡达尔也认为“这是对革命活动的犯罪”，他设法让共产党员认识到人民是无法排斥的，而应该和他们一起生活，劳动，取得成就。

1933年，卡达尔又一次遭到逮捕，在探监时，他的母亲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并央求他不要再参加革命了。但他并没有放下革命。释放后，他在一家雨伞厂工作，为了更好的掩护自己，他正是启用卡达尔的化名直到终生。

后来卡达尔再遭逮捕。狱中他见到了曾领导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拉科西·马加什，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领导人。这让他更加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释放后，卡达尔又回到了雨伞厂，尽管罪犯都是要剃头发的，但是厂主依然雇佣了他，他成为了公开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除了从事地下工作外，与普通员工无任何区别。但随后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开始加大逮捕共产党员的力度，他被迫转入地下。

在转入地下后，他依然见到过自己的母亲波尔芭拉，但由于上级指示不能接触任何熟人，他也无法与他的母亲打招呼。另一方面，因为波尔芭拉患有高度近视，且卡达尔在转入地下后改变自己原有的工人穿着，改穿西装革履，并蓄起了很长的胡子，她也未能认出他来。

那时因匈牙利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全部被害，卡达尔继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为了安全，他只与8个党员保持联络。并整顿领导了被法西斯严重破坏的党组织。1943年，匈牙利共产党曾改名和平党，卡达尔表示反对，他希望改名为“匈牙利工农党”，但未被其他人接受。在1944年秋，他将党名改回匈牙利共产党。

1944年6月，因为苏军抵达匈牙利边境，匈共决定派卡达尔越过封锁线，与苏军和流亡苏联的匈共人士接触，协调计划。卡达尔想要在铁托的游击队的领导下找到苏军，因此决定取道南斯拉夫，但在边境被捕。卡达尔咬定自己叫卢普塔克，是一名因厌战而逃跑的士兵，在审讯时，为了演得像一点军人，在每次回话时都要使劲合拢脚跟，把军靴敲得啪啪响，结果法官认为他就是军人。但是卡达尔既不想被判死刑，又不愿无罪释放（这样的话就要被弄到临时拘留所待一会，他在那里熟人很多），最后他被判有期徒刑两年，被押至宗蒂街军牢。在狱中，他让认识他笔迹的人写一封信，送往党组织那里，匈牙利共产党知道此事，立即花重金聘请律师救出卡达尔。

1944年11月，卡达尔从狱中逃回布达佩斯。这时二战的战局发生改变，德军节节败退，苏军开始围攻匈牙利，胜利在望。卡达尔和匈共其他领导人在炮火中再坚持一年后，终于迎来胜利。

二战过后，匈牙利推翻霍尔蒂的统治，国内的抗德势力组成了联合政府，在战后的3年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匈共也借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党员的数量激增。1948年，匈共大选获胜，正式上台执政，卡达尔当选副总书记。但这并不意味着卡达尔的好日子就要到来。那时冷战的阴霾也笼罩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上空，匈共开始左右斗争，由于领导人的错误政策，这场斗争更是波及全党，诸多无辜党员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党内人人自危。

1949年6月，卡达尔过去的战友和领导，匈共政治局委员拉伊克·拉斯洛因叛国罪被捕。而共产党书记，共和国的各个部长和政治局委员也指称拉伊克“是美国的代理人，为警察工作的告密者，法西斯分子，要搞政变，杀害党的高层领导人。”卡达尔对供词表示怀疑，指出其中的漏洞向时任匈共总书记的拉科西·马加什质疑，但是拉科西并没有填补这些漏洞，而是称“细节问题并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就是，拉伊克有罪。”最终拉伊克因被判叛国而遭到处决，和他有关系的人也同样受到牵连，作为战友和下属的卡达尔也不例外。拉科西多次影射：“卡达尔也不是无辜的。”但是卡达尔没有丝毫的害怕或紧张的心理，而是照常工作和生活。最终在1951年9月，卡达尔因为“拉斯洛事件”而遭到逮捕。

在逼供时，警探日以继夜地陪伴在他的左右，不给他任何自由活动的机会。而卡达尔也丝丝抱定“绝不招供任何人”这一点。不久，他就因叛国罪被判无期徒刑。他被关押在宗蒂街监狱——从前，他曾作为逃兵卢普塔克被押往这里。这次监禁是他第8次，也是他最后一次，但是最让他感到痛苦的一次监禁。他的人格被侮辱，信仰被亵渎，党的原则被践踏。这些让他受不了，想跟拉伊克一样枪决，但他也在等待着平反昭雪的机会。在监狱中他待了3年半，被断绝了任何联系。3年半后在纳吉·伊姆雷的主持下卡达尔获释。出狱时，卡达尔42岁，正值壮年时期的他，看起来却衰老很多，看起来至少老了10岁。但是，除他之外，还有许多党员干部被监禁，冤案还在继续。

不久，拉科西便会见了卡达尔，并称很高兴见到他。但是卡达尔并不高兴见到这样一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总书记的。他高兴的是，他还活着，他的名誉被恢复了。

但是此时的匈牙利情况并不明朗。阶级斗争还在扩大。在经济上，因为工业政策的失误，工农业比例失调，两极分化严重。基层人民生活贫穷，缺少日常生活用品。而高层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切实际地追求高指标。

卡达尔先任布达佩斯第十三区党支部书记，找他的人络绎不绝，对现任的高层领导保持不满。拉科西畏惧卡达尔的威望；不久，便任命他为布达佩斯州党委第一书记，利用明升暗降的方法架空他；再将没什么威信，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放在领导的最高层，这样的话便无人威胁他的位置了。这样，匈共便成为了拉科西的天下。但是拉科西一再在政策上失误，让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开始抱怨，工人农民更是牢骚满腹，全国的紧张气氛一触即发。迫于人们的压力，中央政治局解除了拉科西的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补选卡达尔为政治局委员。但是这次会议依然任命拉科西集团的格罗·艾尔诺为第一书记，他延续了拉科西的政策；匈牙利依然是拉科西集团的天下。

1956年10月23日，工人学生和市民为了反抗拉科西集团的统治，在布达佩斯开始了一起游行示威活动，并穿过市内的各条主要大街，聚集在裴多菲广场上。他们呼吁要纳吉·伊姆雷上台，杀死迫害多人的拉科西及其集团，并要求驻扎在匈牙利的苏军离开匈牙利。几个小时后示威者与国家保安部队发生冲突，展开械斗；几名保安人员被杀，6辆汽车被烧毁；警察局、电话中心和《自由人民报》编辑部等重要机关大楼被毁，而城市的其他地方也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游行示威人员冲击了市委办公大楼，市委书记和警卫人员被杀。他们认为监狱里的犯人都是拉科西集团的受害者，因此他们打开监狱，释放那些犯人；其中包括扒手、强盗等刑事犯，共计9000名刑事犯和4000名政治犯被释放，并且得到了武器；这些人的释放也加大了十月事件的混乱程度。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

24日，中央政治局改组，纳吉上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他支持十月事件。但是时任第一书记的格罗为了平息这场游行示威，邀请苏联坦克部队协助镇压；但示威人员本来不满于苏联军队，这么做无疑是火上浇油；一些警察也加入了游行者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对抗国安部队和苏联坦克部队，这样，一场更大的武装冲突便在首都打响。

迫于形势，格罗在10月25日辞去第一书记，卡达尔接任他的职务。而“卡达尔时代”也就此到来。卡达尔认为，十月事件的大部分参加者最开始都怀着“崇高的目的”而去游行示威，但由于混于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插手，这次游行示威就转变为了“反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武装进攻”。他认为恢复秩序是当务之急，为此必须“毫不延误”地解决各种问题。并在31日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以“永远彻底地与过去的罪恶决裂”。11月1日，卡达尔突然消失前往莫斯科。11月4日，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政府共有8名成员，并邀请苏联军队协助恢复国内秩序。并提出了著名的“15点纲领”：

11月中，这起冲突才停止，而布达佩斯城内一片混乱，满目疮痍，交通停滞，宵禁施行。这起冲突给国家带来30亿福林的直接损失，又因生产停滞而造成200亿福林的间接损失。而中央工人委员会（示威方）声称将在12月11日举行新的罢工运动。卡达尔开始与中央工人委员会，其他各种名目的革命委员会谈判；但由于谈判失败，卡达尔宣布取缔这些罢工组织和其他名称类似的组织，并解散中央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的地方工人委员会；逮捕中央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带头人和总理纳吉·伊姆雷。而这些举措也让人恐惧，让人认为虽然旧的拉科西集团已被粉碎，但新的拉科西时代就要到来。

卡达尔的领导班子当中，不仅有支持卡达尔，反对拉科西和纳吉的成员，也有过去曾支持拉科西或纳吉的人。他们在党内展开激烈的大辩论，目的就是为了调整他们的路线。在卡达尔执政后，他结束了拉科西时代的阶级斗争，并为冤假错案平反。他认为只要共产党夺权，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随之消失，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调解，现在的任务就是进行经济建设。并在十月事件过后这一极其困难的时期时，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并让一些宗教人士担任一些领导职务。

在安定后，国家恢复得很快，1957年的国民收入比1955年提高了14%，随着经济的复苏，人民也渐渐拥护卡达尔。在该年5月1日，近50万人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听取卡达尔的讲话。而匈牙利人与苏联的关系也有所缓和，1958年，当赫鲁晓夫在卡达尔的陪同下访问多瑙新城时，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在1962年，卡达尔宣布释放大批政治犯，并赦免1956年10月以后离开匈牙利的人，这些措施也进一步平复了十月事件留下的创伤。

卡达尔上台便称，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为此，他也花了不少心思。他放慢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力抓农业，给农业社更大自主权；增加消费品生产；根据经济综合平衡和国内外需要，逐步调整工业结构和价格制度；消除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并逐步完善现存经济体制，使其更加合理，经济发展更快。这些改革成效显著，从1960年到1980年，匈牙利国民实际收入增长215%，1/2的农产品出口国外，人均住房21平米，平均9人一辆车。匈牙利被誉为东欧“消费者的天堂”，居民生活水平居社会主义国家前列。

卡达尔也积极发展匈牙利的对外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起，卡达尔先后出访了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赴芬兰签署《赫尔辛基协议》，与教皇进行会谈，让美国交还匈牙利国王圣伊什特万王冠。

据称，卡达尔为官清廉，平易近人，所谓的宅邸只是跟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由铁栅栏围起来的三间平房，里面摆满了书。既没有警卫，也没有秘书，只有既看管着门，又收拾花木的仆人。且亲属也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性格开朗和和蔼可亲也是他受到拥戴的原因，让他在匈牙利平民之间有了“卡达尔大叔”的昵称。

自19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原料和燃料价格暴涨，重创了所有国家，匈牙利也不例外。卡达尔这时的“渐进”与“稳健”政策也变得裹足不前，再加上政策失误，匈牙利债台高筑，人们的实际收入也有所下降；这起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1987年9月27日，150多名著名知识分子在洛基泰莱克镇进行讨论，决议认为“匈牙利正处于有崩溃危险的经济危机中”。在这次会议后，各个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批评匈党历史，现行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1987年更有一封公开信要求卡达尔下台。

1988年，匈牙利政治纷争更加剧烈，卡达尔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但他依然称在困难时刻绝不下台。然而事不由人，总理格罗斯·卡罗伊在伦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卡达尔这32年对匈牙利人民做出杰出贡献，但是现在成为了更激进改革的阻碍。匈共在5月召开秘密会议，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并立即召开第一次全会，选出新的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其中原政治局的13人中有8人落选，原总书记卡达尔当选匈共党主席（虚职），原总理格罗斯当选总书记。这样的人事变动受到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这一选举结果受到了匈牙利人的欢迎。

1989年初，匈共被迫重新评价十月事件，波日高伊称这起事件是人们反对独裁专制的“人民起义”，而不能简单称为“反革命事件”；2月，格罗斯称这起事件“既是人民起义，又有反革命参加。”；再之后，“反革命”等言辞渐渐不再被提及。 1989年5月8日，匈共以卡达尔的病情为由，免除他的匈共党主席和中央委员职务。6月1日，匈共为纳吉平反，在苏军入侵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的卡达尔负主要责任。格罗斯称他“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不可想象的道义、政治和经济上的破坏；他应该为我们的巨额外债，国库空虚和社会不满等困难负责”。

1989年7月6日上午，卡达尔逝世。匈党中央、国民议会、共和国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合发表讣告，最后给了卡达尔如下评价：“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将毕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是匈牙利杰出的领导人。”在卡达尔灵堂前，人们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绵延几里，很多人只是为了看他最后一面而从百里之外赶来。鲜花和花圈堆积如山，甚至让政府派专车定期清理这些鲜花和花圈。葬礼在14日下午举行，很多人来参加，墓地公园被围得水泄不通，全都是人。

虽然是依靠苏联军队上台，在20世纪末匈牙利各个媒体举行的一次调查中，卡达尔依然在在匈牙利千年伟人中名列前茅。

2007年5月2日，卡达尔的墓地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亵渎和破坏。破坏者掀掉了墓碑，挖出了泥土，撬开了棺木；卡达尔包括头骨在内的部分遗骸，以及与卡达尔合葬的妻子的骨灰盒被毁墓者盗走。时任匈牙利总理的久尔恰尼·费伦茨称，对卡达尔墓地和遗骸的亵渎是违法犯罪行为。并引起了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等党派的深忧与强烈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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