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那·鲁道（赛德克语：Mona Rudo；1880年5月21日－1930年11月5日），是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马赫坡社（今庐山温泉区）的头目，在《台湾日日新报》的汉文版有称“毛那老”，战后或称莫那道，高大魁梧，据说身高将近190公分。也是赛德克族雾社群的头目，为日治时期重要的抗日运动──雾社事件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饮弹自尽 。

父亲是鲁道·鹿黑（Rudo Luhe），是赛德克族德固达雅群（Tgdaya）马赫坡社（Mhebu）部落的头目，而马赫坡社属于味方蕃（一群归顺日本的台湾原住民），日本人用各种手段笼络他们。莫那·鲁道是鲁道·鹿黑的长子，曾经透过日本台湾总督府的招待到过日本，参访东京、京都、与名古屋等日本城市，参观过当地兵工厂、军校、军队等，对日本军队的强盛留下深刻印象，深知日军的武装力量、实力，绝非原住民所能企及。返回台湾的原住民部落后，对于日本官吏的严苛时常忍耐，也要求族人尽量配合日本政府的施政，甚至帮助日本人攻击其他不服从日本的台湾原住民。

由于日本驻台警察近藤仪三郎迎娶莫那·鲁道的妹妹狄娃丝·鲁道，后来狄娃丝被日本丈夫遗弃、一走了之，按照赛德克的Gaya（族律）不能回娘家部落，然后莫那·鲁道也听闻各部落也有类似的遭遇，已心存不满、萌生反抗之心。

1920年，根据居住于台中的泰雅族耆老表示，莫那·鲁道当时趁泰雅族乌来历马部落（今台中市和平区青山电厂附近）的壮丁外出打猎，莫那鲁道从南投带族人及日本人偷袭，屠杀二十六名老弱妇孺，据说是为了“萨拉矛事件”，原因是当时日本人要报复因西班牙流感而对外籍人士大肆出草的泰雅族原住民。

行政院原民会前主任委员、赛德克族议会召集人瓦历斯·贝林也坦承此事为真。《赛德克·巴莱》电影历史顾问邱若龙证实，“早年莫那·鲁道的确有带人去攻打其他部落。”

除了泰雅族，同族的道泽群（Toda）也对德固达雅群的莫那·鲁道有极为负面的评价，都达群的族人表示，莫那·鲁道仗着人多势众抢夺他们的猎场，是他们的敌人。

由于，台湾原住民各部落在早年的关系如同国际关系，有一些部落保持友好关系，但有更多部落敌对（因为长期有互相出草及争夺猎场的习惯），即便是语言互通的不同部落，也不乏敌对者；部落间的积怨让日本政府可以乘虚而入，操控部分原住民投向日方立场，或者取得亲日原住民的主动合作，讨伐反日的原住民。同属于德固达雅群的巴兰社（Paran）就曾被与官方合作的布农族干卓万群原住民攻击(1903年，姊妹原事件)，而莫那鲁道的马赫坡社也曾因与官方合作而被归类为味方蕃（亲日原住民）(1920年，萨拉矛事件)。

1930年10月7日(昭和5年)，在自己部落青年的婚礼上，一名路过被受邀到场的日本警员吉村克己疑似借着酒意，履次向新娘做出不雅行为，在场的莫那鲁道长子达多莫那(Tado Mona)便向吉村敬酒企图化解尴尬，但遭到吉村拒绝（推测是达多双手沾满屠宰的猪血，吉村认为不卫生），而在推挤拉扯过程里，达多莫那的手不小心弄脏了吉村的白色警察制服，吉村认定达多莫那属于故意，随即就转身出手殴打达多莫那；积怨已久的赛德克族人见状，立刻群起上前围殴吉村。事发后，莫那鲁道心知吉村绝不会善罢甘休，便亲自带着族人携酒至警察分驻所，向吉村赔罪。但吉村并不领情，反将莫那鲁道一行人赶出，还说已经将赛德克族人围殴他的事情呈报到上级。因为在当时攻击警察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且他极有可能会因这件事被日方借机处死(因为莫那鲁道曾经已有两次秘密谋反失败的“前科”，一是潜入雾社分室想窃取枪支被逮，二是大量囤积粮食被日警起疑并被告发)，深恐此事无法善了，又加上长期受到当地日本官吏欺压、被禁止纹面、失去出草的传统，遂决定在10月27日日本人举办雾社运动会时“血祭祖灵”（出草），是为雾社事件。

10月25与26日，即将起事的原住民开始进行秘密的联络与串连活动，荷戈社人比荷·沙波(Piho Sapo)似乎在此阶段扮演了主要连络人的角色，向德固达雅群的十一个社进行游说的动作。最后获得德固达雅群之马赫坡社（Mehebu）、塔洛湾社（Truwan）、波阿仑社（Boarung）、斯库社（Suku）、荷戈社（Gungu）及都罗多夫社（Drodux）等6个部落的支持，参与的赛德克族人共计六社1,236人（其中具战斗力的青壮年男性有300余人）。

10月27日，莫那鲁道率领族人，分头袭击当地警察分驻所十三处，同时也袭击邮局、官吏宿舍等。在雾社公学校方面，所有在现场参加运动会的日本男女老幼都成了赛德克族原住民的攻击目标，只要见是日本人，一律就地格杀。共杀死能高郡郡守小笠原敬太郎等日本人134名（大多为妇孺），重伤26名，误杀2位著和服的汉人李彩云与刘才良，并杀伤215人，从警察单位获得枪械180枝和弹药23,037发，同时切断通往外地的电话线，但还是被日本人脱逃，下山向眉溪警察分驻所报案。

赛德克原住民大出草消息爆发，台湾总督府震惊，时任台湾总督的石冢英藏立即着手军事行动，调派台北州、台中州、台南州、花莲港厅之军队、宪兵、警察等部队开往雾社镇压，由镰田弥彦少将担任总司令，位于屏东的空军基地也派出轰炸机支援日军在雾社山区的战斗。抗日族人彻回部落后，分成“塔洛湾”及“马赫坡”二条战线。塔洛湾战线由荷戈社头目塔道·诺干(Tadaw Nokan)率领，马赫坡战线由莫那鲁道率领。

10月31日，塔道.诺干战死后，除马赫坡社外，其他部落都被日本军警攻陷。

11月2日，马赫坡社被日本军警占领，起事原住民退入溪谷，利用悬崖绝壁的地势继续抵抗。

11月5日，由于日军台南大队军警死伤颇重，日方又久攻不下，竟然违反国际公约，空投“糜烂性毒气弹”（路易斯毒气弹），许多起事原住民不是阵亡就是在巨木下自缢。（日方更还威胁利诱与莫那鲁道素有嫌隙的同族赛德克道泽群，要他们也进入山区追杀莫那鲁道，结果导致11月11日道泽群总头目铁木瓦历斯在哈奔溪谷（眉溪上游）遭到起事原住民埋伏袭击并被杀害。）这时莫那鲁道见大势已去，于是令其妻与两名孙子上吊自杀后把3人的尸体焚毁，自己则独自往深山里走去，在一处隐密的岩窟中以三八式步枪饮弹自尽。（在电影里描述的莫那鲁道开枪击毙妻子与两名小孙子则是改编，与史实不符合。因为杀死妻小是违反赛德克族的Gaya，事后由经历此事件的族人证实，莫那鲁道之妻实为上吊自尽）。而莫那鲁道的儿子达多·莫那不肯接受招降，最后在与被迫前来招降的妹妹（马红‧莫那）诀别之后，和残余的6名战士一起全部上吊自杀。参与雾社事件的六个部落，共1236人，总计有644人死亡，其中267人被杀、290人自杀，剩余35人投降。

莫那鲁道死后，尸体没有完全腐化，一半变成木乃伊，1933年才被寻获，1934年先是在埔里能高郡役所落成之际被展示，接着送到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标本，但随即被“借展”。

1934年7月1日，在新高新报社举办、警察协会、消防协会协办的“警察展览会”上，莫那的遗骸，第二度被公开展示，地点换到台北植物园内，开幕式上，总督府总务长官平冢广义、警务局长石垣仓治亲自到场。

当时的褒扬令中，将“莫那·鲁道”写作“莫那奴道”。又因长女马红·莫那在战后改汉名张秀妹，因此在也提到莫那·鲁道为“张老”。

查南投县民莫那奴道（即张老） 于日据台湾时期（相当民国十九年） 领导本乡雾社山胞起义抗敌 先后数战毙敌百余终以众寡 悬殊弹尽援绝全部殉难其志 可嘉特予褒扬以慰英灵此令

部长 徐庆钟

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六月　日

1973年台湾学界讨论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的忠奸问题，而注意到莫那·鲁道的遗骸仍在台湾大学时，台湾大学人类学系代主任李亦园与校长阎振兴写信给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建议应将遗骸妥慎安葬，台湾政府方面亦接受此一建议，于10月24日自人类学系标本馆将骨骸迎回雾社。

1973年10月27日于雾社事件四十三周年的日子，将遗骸入土 。

依据学者戴宝村〈莫那·鲁道与台湾原住民的反抗运动〉一文的调查，莫那·鲁道他们退到马赫坡后面的洞穴之后，日本人用炸弹炸不到那个洞穴，但是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反抗，最后就全部自杀。赛德克族人都是以上吊的方式自杀，从当时日本人所拍下来的照片可以看到，一棵树吊了很多人，以致于树枝都弯曲下垂。有的妇女为了让男子没有后顾之忧而勇敢作战，就自己先自杀，十分悲壮。

雾社事件是在台湾抗日史上牺牲人数仅次于余清芳事件（又称西来庵事件或噍吧哖事件），是日治时期，原住民族面对日本欺压、殖民统治的反抗。

中华民国政府在八年抗战结束后将台湾总督府于雾社（今南投县仁爱乡）所设立的日本人殉难纪念碑拆除后，改立原住民抗日纪念碑。

1969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将莫那鲁道入祀忠烈祠。

1970年，行政院内政部发出褒扬令，对莫那鲁道的抗日事迹加以褒扬。

1973年，将莫那鲁道的遗骸归葬于纪念碑后方，并当地设有雾社事件纪念公园及莫那鲁道之墓。今日雾社（属南投县仁爱乡）当地设有雾社事件纪念碑，莫那·鲁道雕像竖立于内，以纪念他的事迹。

2001年，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正式于20元硬币铸上莫那·鲁道肖像以资纪念。

莫那鲁道娶巴岗·瓦力斯（Bakan Walis）为妻子，生有二男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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