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时代基本上是指7世纪的日本，具体而言乃是从592年到710年之间的时期，也有人认为其开始阶段可更早至538年，和前一时期的古坟时代后期相重合。飞鸟时代以其根据遗址所在地奈良城南方25公里处的飞鸟（明日香村─あすかむら，あすか汉字也写作“飞鸟”）命名。大和王权在飞鸟时代开始发生巨大的变革，大化改新后中央集权的天皇体制正式成形，取代昔日地方豪族各自半独立的局面。从政治事件方面来说，飞鸟时代可以比较狭义的指592年推古天皇即位，593年圣德太子摄政推行圣德太子改革，至694年持统天皇从飞鸟浄御原宫迁都藤原京为止的102年，或至710年元明天皇从藤原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市）为止的116年。
飞鸟时代同时也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交流发展时期，其起点为古坟时代的末期，在从中国传入的佛教影响下有长足的发展。佛教的引入是日本社会结构改变的重要标志，也以兴建寺庙代替兴建巨大古坟的风气，因此大型古坟迅速自飞鸟时代中消失。飞鸟时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日本国的称呼，从倭（わ、やまと、ワ、ヰ）变为了日本（にほん）。
在艺术史上，飞鸟时代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6世纪的“飞鸟文化”（狭义，指到大化改新为止，早期佛教文化传入并受到北魏和百济的影响）和7世纪的“白凤（はくほう）文化”（参见子条目命名之说明，指大化改新后的时期，受到更多隋朝和唐朝文化的影响）。
飞鸟时代这个定义首先出现于日本美术和建筑史，为日本建筑史家关野贞和美术家冈仓天心于1900年左右提出的。関野贞将飞鸟时代定义为到646年的大化改新结束，而冈仓天心则认为其应该以710年迁都平城京为终止。虽然历史学家大多以冈仓天心的命名为准则，很多艺术史和建筑史学家则更倾向于関野贞的观点，并将大化改新之后的时期称为"白凤时代"。
从5世纪末开始的日本大和政体以其强大的氏族和亲族体系闻名。每一个氏族都会由最高神主进行神道祭祀，以获得氏族统治的长期安宁（古神道）。氏族成员多为贵族，处于顶峰的人物即为大和政体的统治者——天皇。最晚到飞鸟时代初期开始，日本的大和政体从地方性的诸侯政体上升为帝王统治的政体。飞鸟时代作为大和时代的子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由日本天皇统治的时代，当时的国家范围为现在的奈良县，称为大和国。
以飞鸟地区为中心的大和政体，经过几代氏族的发展（通过天皇授予封号或是家主继承），逐渐推广到日本本州和九州。而大和这个名字也引申为当时中央政体使用的以抑制在整个日本分散的其他地方氏族和诸侯国的政策。以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包括采用汉字）为基础，日本人建立了中央集权和以天皇及其氏族成员组成的皇家政府，但是他们并没有固定的首都。到了7世纪中期，诸侯国逐渐扩大为隶属于中央政体的藩国。五畿七道体系的最基本的行政单位为国和道。大多数的人口的职业为农民，其他的还包括渔夫，织工，陶工，技工，军械士和宗教仪式专职人员（如神职）。
苏我氏通过和日本皇室联姻，开始了外戚掌权的历史，特别是苏我马子于公元587年消灭长期的政敌物部氏的物部守屋后，苏我氏的权力达到了空前绝后，更是在592年推举其外甥女为推古天皇（公元593-628年）。推古天皇，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八位天皇的第一位，很有可能仅仅是苏我马子和摄政王圣德太子（574-622）的傀儡。
被史学家们认为是飞鸟时期大智者的圣德太子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并熟读中国诗经。他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关于天命方面的思想，认为天皇的统治是神的意志。在圣德太子的推行下，日本开始遵循儒家思想的等级和礼仪模式，他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为无秩序的的日本官僚和贵族社会提供了道德规范。
此外圣德太子还推行了中国农历，发展了行政区域划分系统（即五畿七道体系），建筑了大批佛教寺庙，编纂了不少史书，诸如：命苏我氏编纂国记，并遣送留学生去中国学习佛教和儒教，其中包括遣隋使小野妹子。
在七世纪总共有六批官方使节团被遣送到中国，其中包括公使，僧侣和留学生。一些人甚至在中国生活超过二十年；归国的人中有很多成为了当时杰出的改革家。飞鸟时代的派遣公使的最大目的是学习中国的政治体系，这和古坟时代倭五王为了巩固日本的国际地位而派遣公使大不相同。
根据一般说法，让当时的隋朝感到非常不满的是，圣德太子认为日本国和隋朝应该处于对等关系，大业3年（607年）时，他向隋天子递交国书：
史学家认为圣德太子的这一勇敢的举动，开了先例——除了足利义满于15世纪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外，日本国从此之后不再承认自己对中国的附属地位 。也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当时虽然仍然向中国进贡，却没有得到任何封号（有贡无封）。在中国方面看来，日本仍然保有上几个世纪得到的封号。另一方面，日本和中国的政治联系渐渐消失，使得日本发展出独立的文化和体系。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封语气失礼的国书，并不太像是以知书达礼、敬慕中国而闻名之圣德太子所会有的风格。而且当时圣德太子忙于应付国内苏我氏跋扈专擅的内政问题，应不太可能还去刻意触怒最可当作自己强大外援的隋国才是。实际上，《隋书》记载大业三年（607年）遣使致书的，是一位叫多利思北孤的倭国男君主，从未写说这封失礼国书乃是圣德太子，或推古女皇所递呈。一般人会认为是圣德太子，是根据日本的本国史书《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年代，去逆推大业3年（607年）在位的天皇，与实际担任摄政的圣德太子而来。若根据《新唐书》中所载，这封国书很明显应是用明天皇（31任天皇）所递交，则致书隋帝而引起不悦的传闻，应该比大业3年更早才是，与圣德太子极可能毫无关系。
圣德太子，苏我马子和推古天皇去世后二十年内，天皇家族越来越不满苏我氏的统治，直到645年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发动乙巳之变，苏我氏统治走向终结，国家政权又回到天皇手中。645-649年的日本年号为大化，意为“大的变革”，也代表了大化改新。乙巳之变是根据645年的中国干支纪日法命名。
虽然其并没有制定一部官方的法典，大化改新执行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的、财政的和行政的改革，构成了7世纪到10世纪日本使用的律令系统。“律”代表刑事的条例，而“令”则是行政的法令，两者在一起，代表了日本从大化改新开始天皇基于法律保护世袭制度。
大化改新参照中国的范例，实行班田收授法，废除豪族对土地和部民私有，改土地、部民为国有。将原来的“私地私民”改为“公地公民”。土地不能够继承，死后必须归还国家。对受田农民征收谷物，同时也对丝绸，棉花，布匹等轻工业产品征收税收。开始要求农民服劳役或兵役。废除了氏族族长的世袭头衔，为了防止一人专权，设立了三个内阁大臣职位：
由政府将国家行政区分为县，县再进一步分为郡和村。
中大兄皇子成为皇太子，中臣镰足被赐姓藤原，藤原氏很快成为日本最有力的贵族。另外日本国从原来的倭改名为日本。662年中大兄皇子临朝称制，并于668年成为天智天皇。壬申之乱后，天武天皇继续天智的改革，并使天皇的中央集权更加巩固。
“律令”系统分为不同的几部法典。近江令，根据天智天皇宫廷所在县的名字命名，完成于668年。进一步的法典编纂是在持统天皇于689年颁布飞鸟浄御原令之后，其根据天武天皇的寝宫命名。整个律令系统的完成和巩固一直到701年大宝令颁布为止，之后除了少数修正外，其一直被作为日本主要的律法使用至1868年。
虽然“律”是以中国的范本发展的，“令”却是日本自己的创造。不过一些学者仍然认为整个律令系统都是以中国的某个政治体系为模型的。
大宝令通过神祇官（代表神道思想和政府律令）和太政官（包括八省：中务省、宫内省、大藏省、治部省、式部省、刑部省、民部省及兵部省）实现了以儒教思想为基础的刑事条例和中国风格的中央集权。虽然日本并没有使用中国的科举制度，却仿效中国设立大学寮以儒教思想培养未来的官员。律令系统大大的改变了贵族世袭的传统，尽管如此，贵族的出身仍然是身居高位的重要条件，实际上，在颁布大宝令不久之后，头衔又重新可以世袭了。律令系统并没有废除君主制。公元5世纪到8世纪日本出现了好几届女天皇，但是770年后，所有的天皇都是男性。
中臣镰足的儿子藤原不比等，是完成大宝令的核心人物。根据日本史书续日本纪，十九名大宝令的编写者中有两位是中国的学者（修験绍库和勤大壱萨弘恪）中国的学者也作为语言学上专家，获得持统天皇的两次册封。
唐太宗曾派高表仁至倭国，舒明天皇与他争礼，之后唐朝与倭国疏远。
佛教引入日本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
从六世纪后半开始到第七世纪中期，以当时的政治中心飞鸟所发展出来的文化，就是所谓的飞鸟文化。飞鸟文化主要受到百济、高句丽和中国南北朝及隋朝文化的影响，而在艺术风格及雕刻上，多少也受到了西亚、印度及希腊化文化的影响。
飞鸟文化是日本最早的佛教文化，属大乘佛教，在推古天皇与其摄政圣德太子之世时，发展得最为蓬勃、兴盛。
飞鸟时期由国家下令建立了多座官寺，这些寺庙的建筑者多是当年百济派送的佛教使者的后代。594年（推古2年）开始，为了兴隆佛教，天皇下诏，皇室和诸臣都开始大量建造私寺或氏寺（氏族寺庙）。
苏我氏的氏寺，也是日本最古老的本格寺院法兴寺的后身，天皇迁都平城京后也称为元兴寺。位于现在的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现今残留的金堂遗迹小寺院称为“安居院”。
圣德太子下令建造的木结构寺院，也是日本最古老的木造建筑，位于现在的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法隆寺作为飞鸟文化的建筑、雕刻、工艺等艺术的代表，随处均可见融合西方文化艺术的特征，如其中门之柱有收分曲线的设计，远看柔和而稳固、近看高耸，即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证据之一。
飞鸟时代的雕刻，受到当时中国深远的影响，但亦有西方文化的影子，随着遣北魏使、遣宋（南朝）使及与朝鲜半岛的交战而传入日本，而雕刻风格也因地域有所不同，一般可分成北魏样式（鞍作止利派）及百济/中国南朝样式（非止利派）两种，此两种样式的雕塑主要是在描述飞鸟时代的佛像雕刻艺术。
北魏样式（止利派）的佛像，具有杏仁形的眼睛、仰月形的嘴唇，衣纹左右对称，端正而僵硬的站姿或坐姿，给人庄严肃穆的感觉，代表如飞鸟寺的释迦如来像、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像及法隆寺梦殿救世观音像。
而百济/中国南朝样式（非止利派）的佛像，有柔和的表情、衣纹自然垂挂，坐姿可见一脚盘于另一脚的“二郎腿”坐姿、站姿也有些微驼背，整体来说自然而写实，可亲可仰，代表如法隆寺百济观音像、广隆寺半跏思惟像（弥勒菩萨像）及中宫寺半跏思惟像（弥勒菩萨像）。
此时的日本也出现了所谓“忍冬唐草纹”的装饰图样，亦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证据之一，可。这种图样最早可追溯到埃及，并且随着希腊、罗马及波斯帝国的扩张而经西域传入当时的隋、唐帝国，进而影响到邻近的朝鲜半岛及日本，成为日本的佛教装饰图样。
白凤文化是指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奈良前一段时期的文化，由白雉年号（650—654年）而得名。这一文化仍以佛教文化为中心，但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天武天皇时期确立了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日本神祇体系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尝会制度，同时大力保护佛教，实施佛教国教化，为此建造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官寺，举行讲解护国经典法会。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时，日本全国共有545所寺院。作为白凤文化的代表，当时遗留下来的代表性建筑有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等，代表性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冢古坟壁画等。另外还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创作的汉诗作品，以及额田王、柿本人麻吕创作的长短歌、和歌等，其作品收录在奈良时代编撰的《怀风藻》和《万叶集》中。白凤文化是经历壬申之乱与新国家成立时期的文化，所以充满希望与气势。和飞鸟文化比起来，白凤文化更直接受到隋、唐文化的巨大影响，拥有国际色彩丰富的成熟内涵。
（首都：飞鸟）
（首都：飞鸟）
（首都：难波）
（首都：飞鸟 → 大津）
（首都：飞鸟 → 藤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