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黄河中上游段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项目，其连接河南省三门峡市及山西省平陆县。工程于1957年4月动工，1961年4月基本建成投入运用。有时也称为三门峡大坝、三门峡水库。坝体上有“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八个镶红色大字。坝后石柱即为“中流砥柱”中的砥柱石。

三门峡大坝每年10月至次年6月非汛期正常运作时，库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深秋至每年初春野鸭成群，大雁结队，还有白天鹅造访。6月至10月份，大坝泄洪放水，蔚为壮观。

三门峡水库是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以防洪、防凌、供水、灌溉、发电为目标的综合大型水利枢纽。多年来，通过水库的调节，对于黄河下游防洪防凌安全、沿黄河城市工业和农业用水、下游河道及河口地区生态平衡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在水库调度、机组抗磨蚀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的成果，为多泥沙河流水库如何长期保持有效库容、长期保持水库寿命，做出了探索。

从准备建设三门峡工程开始，就有一些专业人士反对在三门峡建设大坝。其中以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最具有代表性，他在水利部召集的学者和水利工程师会议上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并批评政府邀请的苏联专家的规划。原因包括三门峡大坝的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黄河泥沙淤积等一系列问题决定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是不符合实际的存在潜在危险的决策。

另一个被外界认为反对建设三门峡水库的水利专家，是现任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的温善章，但此说法亦得到更正。据温善章本人所述，他并没有反对建造水库。在三门峡建立水库，是当时所有水利部专家的共识。只不过在具体技术问题上，他和主流的水利部专家产生分歧，主要针对原先三门峡大坝设计的“高坝”方案，主张“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方案，旨在放弃一点大坝高度，减少若干库容，少淹一点上游的土地，尽量保护关中平原百姓的利益，将移民人数降低到15万人以下。他觉得当时水利专家对于下游的灾害看得重了，相反对于上游百姓可能遭受的损失，尤其是移民的问题，看得轻了。

除此之外，当时“中国水利”杂志编辑部对1957年6月10日至24日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会议记录中，可查阅到70名水利专家学者有温善章、黄万里、叶永毅、梅昌华、方宗岱、张寿荫、王潜光、王屯、杨洪润、严恺、李蕴之等十多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三门峡360米高坝方案。对黄万里关于“潼关以上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 张寿荫的“回水离开西安40—50公里，淤积也可能在西安附近发生”；以及梅昌华关于移民等问题的警告等等发言都有记录。

尽管出席会议的专家，几乎都预见三门峡大坝今后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但1957年正值“反右运动”最盛的时候，大部分与会者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不太愿意公然对三门峡大坝的技术问题提出反对意见。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1960年，大坝基本竣工，并开始蓄水。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

三门峡水电站作为“新中国”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有人说是一个败笔。但作为“新中国”治理黄河的第一个大工程，其探索方法、积累经验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丹江口、小浪底、葛洲坝、三峡等大工程都从它那里得到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在郑州会议上强调：“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三门峡水库在运用方式上的调整，不是对三门峡水库的否定，而是更加合理的运用。这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而是怎么看待并在以后尽量避免犯错的问题。”

规划和设计的先天不足，迫使工程在投入运用不久就不得不进行两次改建，三次改变运用方式。1964年12月决定在枢纽的左岸增加两条泄流排沙隧洞，将原建的5~8号4条发电钢管改为泄流排沙钢管，简称为“两洞四管”。1969年6月又决定实施第二次改建，挖开1~8号施工导流底孔，1~5号机组进水口高程由300米降到287米。1990年之后，又陆续打开了9~12号底孔。

2010年初，作家谢朝平与《火花》下月刊编辑部商谈，以增刊方式自费印刷一万册《大迁徙》。此书主要描写三门峡水库建成五十多年的移民故事。结果书籍被渭南市文化稽查队以“杂志属非法出版物”的名义没收。同时三门峡库区各县市人民政府从移民家里搜走《大迁徙》。7月24日，山西省新闻出版局通知《火花》杂志社，停止出版下半月刊。8月，作家谢朝平被拘。